读  书

刘 实

世界读书日要到了，不免回忆起自己的启蒙和读书。

我1963年出生，父母是60年代大学生，当时在通辽一中工作。虽然没有三年困难时期挨饿的记忆，但是那场“革命”，从我们出生就临近了。3岁开始“文革”，记忆中爷爷用小推车推着我，可以捡到“传单”，告诉我上面写的是什么字。60年代出生的孩子们不像后来的80后90后，大多伴着背唐诗，开启识字和读书。我的学前时期，有《看图说话》，有《小朋友》后来改成了《红小兵》，还有就是连环画了。伴着这样的读物，开始了识字和“读书”。

小学时候，文革还没有结束，父母为了孩子们的安全，一般不让到远处玩耍，所以我和弟弟妹妹放学之后，不是和小朋友们在通辽一中家属院里玩，就是在家里看书，作为“大哥”有时候看着连环画给弟弟妹妹讲故事。虽然父母工资不高，当时出版的读物，只要适合我们的，父母就会给我们买，我们的《连环画》也比别的小朋友多很多。印象最深的连环画是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（人美版上、下册）。虽然当时儿童读物少，但是家里有收音机，经常可以从收音机里听到小说连续广播，也弥补了我们没有太多读物可读的缺憾。印象最深的是曹灿先生演播的李心田的小说《闪闪的红星》，1973年拍成了电影，童星祝新运扮演的“潘冬子”是我们那一代儿童的偶像。课本中，军旅作家高玉宝的名篇《我要读书》和木偶片《半夜鸡叫》，也成了鞭策我们学习的动力。

父母都是中共党员，家里有许多毛主席著作，当时学习毛著积极分子经常受到表扬，一个流行的说法是：“通读雄文四卷”，把毛主席著作一至四卷完整读下来，曾经是我的第一个读书目标。恰逢1973年冬季批林批孔，因为我是红小兵大队长（虽然已经不叫少先队，但是组织管理模式和当时的少先队是一样的），学校也有批林批孔图片展览，解放战争这一段，分配我来作义务讲解员。于是我对解放战争这段历史有了更深的兴趣，毛选第四卷中的注释，是我发现的一个宝藏，这卷著作，正是解放战争时期的，相关注释另一个角度诠释了国共双方，使我能够加上自己的理解进行相关解说，很受老师和同学们的好评。

悲戚的1976来了，三位伟人相继辞世，唐山大地震，然后是粉碎“四人帮”，批判“两个凡是”，迎来科学的春天，我也从小学升到初中了。这时关于读书的印象，记忆最深的是初一的政治课，老师给讲授《毛选》第五卷。虽然似懂非懂，但是正规地学习了毛主席著作，其中名篇《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？》《论十大关系》，对我后来也有很深的影响。

随着高考制度在1977年恢复，初中高中办学也越来越正规，课程多了，读书也就步入正轨了。父母作为通辽当地少有的老大学生，先后调入通辽师范学院，从事教学和行政工作。给孩子们买书也一直是父母工资的重要支出。我第一时间有了《英汉大辞典》，第一时间有了《数理化自学丛书》（根据60年代给社会青年辅导用的教材修订再版），第一时间有了《四大名著》，业余时间丰富的读物（和现在加重学生负担的教辅不同，当时读那些父母给买的课外读物，是自发的兴趣），使我学业一直在班里名列前茅，高二毕业，也就顺利地考取了全国重点大学—内蒙古大学。

上大学，母亲给我买了卡带式录音机，这是当时班里唯一的一台，想来也很奢侈。这台录音机对我学习外语帮助很大，因此有了很好的外语基础，后来阅读英文原版专业教科书也不费力，使自己的学业如虎添翼。回想起来，一直感谢父母，在家庭条件并不富裕的情况下，给我们在读书方面创造的条件和投入。

留校开始教师生涯，读书写作必不可少，小时候养成的良好阅读习惯，对后来无论是学习和工作、生活都很有帮助。留校工作不久，导师邹广然教授英年早逝，我作为他的学生和助教，面临着把他从美国回来率先在国内开出的一门课继续开下去的任务。于是和我的同学翟清武一起，根据邹老师给我们上课时候的讲稿和我们上课的笔记，开始了原文教材的翻译。在1987年我24岁的时候，开始了第一本译著的编写出版。克服了许多困难，终于在1989年，译著《Pascal软件工具》在内蒙古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,回忆往事,真心感谢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对青年教师的支持,这是内大出版社出版的第一部计算机类教材。

教学科研工作离不开读文献，查资料，我一直是图书馆的常客。2015年来图书馆工作，我真心喜欢这个岗位，有足够的激情和热情，做好图书馆馆长。虽然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已经和我学生时代相比，日新月易。书籍载体从单纯的纸本，变成了海量电子资源，查文献方法，也从查卡片，变成了数字化检索。图书馆已经从单纯的学习研究场所，变成了知识中心、信息共享中心和文化传承中心。在大学人才培养、科学研究、社会服务、文化传承方面，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。

纪念世界读书日，我想用我的老师，内蒙古大学前副校长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曹之江先生的赠言，作为短文的结束。曹之江先生：“读书不但使人增长知识，能明察事物的来龙去脉，同时决断他的发展逻辑；读书使人变得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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